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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写史记(司马迁写史记用了多少年时间)

壹旭 2023-01-26 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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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写史记的原因司马迁为什么写史记,为什么发奋写

一般认为,有两个原因:

一,为了歌颂汉王朝。司马谈在临死时,曾对司马迁说,作为一名史官,别忘了著书歌颂西汉的“明主贤君、忠臣死义之士”。司马迁自己也认为,对汉武帝的“盛德”和王侯将相大臣的功绩,作为史官如果不能记载、宣扬,是“罪莫大焉”。司马迁是西汉夏阳人(现陕西韩城县)。生于公元前145年,死于公元前87年左右。从小受过良好教育,20岁时曾漫游全国。后当官,虽只是一个小官郎中,但负责保卫、扈从皇帝,接近武帝机会比较多,并因此得到汉武帝赏识;以后接父亲司马谈的班,充当太史令。太史令在当时是一个中下级官吏,负责天文历法,掌管、整理国家的图书资料。官虽不大,作为一般士人,能有这个位子,已经相当满足了。正因此缘故,司马迁对汉武帝可以说是忠心耿耿,一心想通过拼命工作“亲媚于主上”。司马迁遭宫刑后,担任中书令,相当于今天的机要秘书,天天在皇帝身旁。可见与汉武帝的关系非同一般。司马迁以“古贤臣”要求自己,爱岗敬业,一直是“尊宠任职”。所以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说:“汉兴五世,隆在建元”。“建元”是汉武帝的年号。“隆在建元”就是说汉武帝的功德达到了西汉诸帝的最高峰。

二,为了宣扬儒家思想。《史记》全书130卷,上起传说中的黄帝,下达汉武帝之时,前后约三千年,共52万多字。司马迁于公元前104年开始写《史记》,花了十多年时间才完成。司马迁说,他之所以要写三千年的通史,主要是为了探讨历代统治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,“以拾遗补艺,成一家之言”。

艺,是指儒家经典。拾遗补艺,是指弥补儒家经典的不足之处。儒家经典发展到汉武帝时,数量庞大,内容烦琐,而且多半是一些抽象的原则,很难为一般人所吸收。司马迁感到,如能继承孔子著《春秋》的传统,撰写一部系统的通史,通过具体的历史事实,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,就能更好地宣扬儒家思想,而弥补已有经典的不足。这是“拾遗补艺”实质所在。在宣扬儒家思想上,《史记》确实成为前无古人,独具特色的“一家之言”。

史记是司马迁写的吗

《史记》,二十四史之一,最初称为《太史公书》或《太史公记》、《太史记》,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,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,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。太初元年(前104年),司马迁开始了《太史公书》即后来被称为《史记》的史书创作。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,才得以完成。

《史记》全书包括十二本纪(记历代帝王政绩)、三十世家(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、勋贵兴亡)、七十列传(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,主要叙人臣,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)、十表(大事年表)、八书(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、乐、音律、历法、天文、封禅、水利、财用)。知名度最高的应该是《项羽本纪》。

《史记》共一百三十篇,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,比《淮南子》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,比《吕氏春秋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。《史记》规模巨大,体系完备,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,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。

《史记》分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五部分。其中本纪和列传是主体。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,各种体例分工明确,其中,“本纪”、“世家”、“列传”三部分,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,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,由此,司马迁创立了史书新体例“纪传体”。

一、本纪

“本纪”是全书提纲,以王朝的更替为体,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;其中记载先秦历史的五篇,依次是五帝,夏,殷,周,秦;记载秦汉历史的七篇,依次是秦始皇,楚霸王项羽,汉高祖刘邦,高后吕雉,汉文帝刘恒,汉景帝刘启和汉武帝刘彻。

二、表

“表”用表格来简列世系、人物和史事。

三、书

“书”则记述制度发展,涉及礼乐制度、天文兵律、社会经济、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。

四、世家

“世家”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。

五、列传

“列传”是帝王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和少数民族的传记。

《史记》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,一直记述到汉武帝元狩元年(前122年),叙述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国历史。据司马迁说,全书有本纪十二篇,表十篇,书八篇,世家三十篇,列传七十篇,共一百三十篇,约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。

班固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中提到《史记》缺少十篇。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《景帝本纪》、《武帝本纪》、《礼书》、《乐书》、《律书》、《汉兴以来将相年表》、《日者列传》、《三王世家》、《龟策列传》、《傅靳列传》。后人大多不同意张晏的说法,但《史记》残缺确凿无疑。

司马迁为何要写《史记》?

《史记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 通史,全书共一百三十篇,分为本纪、书、表、世家、列传五种形式。传记的一种,主要记诸侯之事。作者是西汉时期的司马迁。《史记》约成书于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1年,本来是没有书名的,司马迁完成这部巨著后曾给当时的大学者东方朔看过,东方朔非常钦佩,就在书上加了“太史公”三字。“太史”是司马迁的官职,“公”是美称,“太史公”也只是表明谁的著作而已。班固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在著录这部书时,改成《太史公百三十篇》,后人则又简化成“太史公记”、“太史公书”、“太史公传”。“史记”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,从三国开始,“史记”由通称逐渐成为“太史公书”的专名。

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,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,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。后来,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,开始写《史记》,十多年后,终于完成。

司马迁著《史记》,其史学观念在于“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”。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,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,从而了解 “古今之变” 的关键,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,最终完成“一家之言”。而他的撰述动机,主要有以下三方面:

首先,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,完成撰述《史记》的宏愿。司马氏世代为史官,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—太史令,重现孔子撰述《春秋》的精神,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。《隋书‧经籍志》说:“谈乃据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国语》、《世本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,接其后事,成一家之言。”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《春秋》以后的史事。汉武帝元封元年,武帝进行封禅大典,司马谈身为太史令,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,引为终生之憾,忧愤而死。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:“今天子接千岁之统,封泰山,而余不得从行,是命也夫!余死,汝必为太史,无忘吾所欲论著矣……”司马迁则回答道:“小子不敏,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。”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。而《史记》以《封禅书》为其八书之一,即见其秉先父之意。

其次,司马迁想继承《春秋》精神。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说::“先人有言,自周公卒,五百岁而有孔子,孔子卒后,至于今五百岁,有能绍明世,正《易传》、继《春秋》、本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之际,意在斯乎?意在斯乎?小子何敢让焉?”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,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。《春秋》的下限,到鲁哀公获麟之年,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。司马迁是绍继《春秋》,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“获麟”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,撰写史记。然而,司马迁继承《春秋》,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,而且是重视《春秋》的性质,他在《太史公自序》说:“夫《春秋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纪,别嫌疑,明是非,定犹豫,善善恶恶,贤贤贱不肖,存亡国,继绝世,补敝起废,王道之大者也……《春秋》以道义,拨乱世,反之正,莫近于《春秋》。”可见司马迁对“春秋之义”和“春秋笔法”心仪已久,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、秉承《春秋》褒贬精神,撰述《史记》。

最后,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。据《后汉书百官志》载,“太史令”只是俸禄六百石的小官,职责仅在于管理图籍,掌管星象天文,最多也只是记录上代及当代事情,并无著述的责任。然而,司马谈和司马迁明显不满足于“拾遗补蓺”。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,可惜却“发愤而卒”,临终前叮嘱司马迁,认为“自获麟以来,史记放绝。今汉兴,海内一统,明主、贤君、忠臣、死义之士”甚多,身为太史令,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。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:“且余尝掌其官,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、世家、贤大夫之不述,隳先人之言,罪莫大焉。”因此,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“述往事以思来者”的责任感,决意撰述《史记》。在《报任安书》中亦透露著述《史记》的目的,他说“凡百三十篇,亦欲以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,成一家之言。”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,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。

《史记》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,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,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,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。全书共一百三十篇,有十二本纪、十表、八书、三十世家、七十列传,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。“本纪”是全书提纲,按年月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。“表”用表格来简列世系、人物和史事。“书”则记述制度发展,涉及礼乐制度、天文兵律、社会经济、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。“世家”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。“列传”是重要人物传记。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。

司马迁为什么写“史记”?

一是先父遗传,司马家世袭史官,司马迁有先天赋得的异秉,所谓英才天纵;二是后天习得,从小饱览了皇家史册或典藏。对别人是禁脔,对司马迁是必读书;另外他对名山大川的游览也是化作笔下锦绣的不可或缺的条件。古人所谓:山水者,大块之文章;文章者,案头之山水。三是李陵之祸之后,他生无可恋,唯有一杆秃笔,聊可疏解胸内积愤。用佛洛依德学说来解读,司马迁所有的欲望都升华为写作。无韵之离骚,史家之绝唱,就是这么诞生的。少了任何一个条件都会让这部煌煌巨著逊色。这也是司马迁之后,人间再无能与史记相媲美的煌煌大作。

《史记》作为中华文明的瑰宝,在史学和文学方面都堪称不朽的传世经典,其价值不可估量。论 历史 跨度、论内容的翔实丰富、论文采……迄今无出其右者。

能创作出这么一部皇皇巨著的人,自然也不同凡响。除了要具备渊博的学识,还得有过人的意志力。司马迁为什么动念写这样一部书?又是什么支撑着他完成了这项大“工程”?

研究《史记》、研究司马迁,有两篇文章是必须烂熟的:一个是《太史公自序》,一个是《报任安书》。司马迁的心路历程,在这两篇文章中表述得非常完整清楚。

仔细分析可以发现,两篇文章的内容有很多重叠之处:都提到了自己创作《史记》的初衷,都概述了自己的人生遭际,并且对《史记》做了大概的介绍。然而细观下来,会觉察到两者有显著的区别。

先说《太史公自序》。一上来,就是“先人有言”——全文多次提及“先人”二字,可见这个“先人”对司马迁影响之深。

“先人”指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。司马谈在汉武帝时任太史令一职。太史令是专司政府资料档案文件的官员,一天到晚接触的就是各种外面见不到的古籍史料。司马谈本人也是卓有成就的史学家,这就为司马迁走上史学研究道路提供了绝佳的条件和环境。

司马迁三十八岁时,接替其父成为新一任太史令,兼承家学及工作便利,博览古籍;再加上二十岁开始漫游全国的经历,使他已经有足够的积累来完成一部史书。于是,四十二岁那年,司马迁着手写作《史记》。

《太史公自序》中,他反复提及先父所言,表明自己的著述首先是为了完成其父之愿,传承祖业——这是他写作《史记》的第一个原因。

对于司马迁的写作动机,曾和他一起参与定律例的上大夫壶遂提出过质疑。壶遂认为,孔子作《春秋》是因为不被当时的掌权者赏识,不得已而为之;你司马迁如今“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职,万事既具”,干嘛还要做这种事?

对此,司马迁的回应可以用一句话概括——这是我的职责!

司马迁再次引用他父亲的言论,历数以往各朝各代:伏羲时创作《易》的八卦,唐尧、虞舜的功绩由《尚书》《礼》《乐》记载,商汤、周武的隆盛见于《诗经》,对夏商周三代美德进行褒扬的是《春秋》。而我们汉朝建立以来,直至当今的圣明天子,顺天应人,威震六合,做臣子的,对此竭力颂扬,仍觉不够。贤能的士人不被任用,是君主的耻辱;圣主在上而其仁德未被记载传扬,则是史官的失职了。而我就担任过这个职务,如果废弃主上的明圣和盛德不记载,埋没了功臣世家和贤大夫的功业不记述,违背了祖先的教训——那我的罪过就大了!履行职责,恪尽本分——这是司马迁写作《史记》的第二个原因。

肯定有人会说:这不是在拍皇上的马屁吗?说实在的,就是这么回事儿。司马迁写《史记》是为了替汉武帝歌功颂德?当然不是!但在当时,他要把这件事做下去,首先就要找个立得住脚的理由。把自己写作的初衷定义为“颂扬今上的功绩”,这就堵住了那些质疑者的嘴。

这两条理由都中规中矩、冠冕堂皇,但都不是最重要的。读过《报任安书》才会知道,司马迁坚持完成《史记》,最根本的动力是——为了自己。

我十年前第一次背诵《报任安书》,到现在,这封信来来回回背过不下百遍。这篇文字的亮点实在太多:内容丰富、情节曲折、文采洋溢……正是这些吸引了我的注意力,使我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——作者的心情。

司马迁在这封书信中称自己为“刑余之人”“扫除之隶”“闺阁之臣”“刀锯之余”——可见,他心里的自卑。古代的各种酷刑,如车裂、菹醢等,固然令人发指;但相比起来,另一类更惨无人道,其中的代表就是司马迁所遭受的宫刑。

前一类刑罚只是把肉体上的痛苦放大到极致,然如黥刑、宫刑等,则是对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。前一类刑罚再痛苦,也持续不了太久,因为它是致命的,人一死痛苦也就随之而去;而像宫刑这样的,不会致死,而是让人在耻辱中苟延残喘,真正堕入“求生不得求死不能”的地狱。

《太史公自序》是为《史记》写的序言,措辞表意当然要规范谨慎;《报任安书》是给朋友写的信,自然更随意,可以在其中坦露心迹。

司马迁借这封信详细地回顾了自己人生中的这次重大变故,倾诉了心中的委屈和愤懑,甚至还有怨恨。他怨李陵不能守节而选择降敌——虽然承认他是个国士;他怨当自己遭难时,身边的朋友亲信没有一个站出来替他说话——虽然他将其归罪于自己平时不热衷于维护人际关系;他怨汉武帝曲解了自己的意思,施以重刑——虽然口头上说是自己没把话讲明白,导致圣上误会。总之,自己无端蒙受这样的不白之冤,真是悔恨交加……

在这种心境下,说他含辛茹苦写《史记》是为了歌颂谁——鬼才信!

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对于“尊严”看得非常重,他们有一种源自身份的骄傲。而在司马迁所处的那个 历史 时期,宦官的地位是极低的,尤其是在士人眼中,根本不屑与之同列。

孔子到卫国,看见卫灵公和宦官雍渠同乘一车,马上离卫国而去;商鞅觐见秦孝公,是宦官景监引见的,赵良据此劝商鞅引退,因为觉得他进入仕途是借了宦官的力,很不光彩。那个时候宦官在士人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不堪。

司马迁觉得,自己身居大夫之列,本就不该受刑;受刑也就罢了,偏偏受的是宫刑!这样的耻辱,使他终其一生都活在尊严被摧毁的痛苦中。

首先是来自外界的压力。《报任安书》中两次提及“为天下观笑”“为乡党所戮笑”——他在邻里乡人前再也抬不起头,任人指指戳戳。另一方面,在朝中,他也无颜再说话。

任安之前给他写信,建议他向朝廷推荐贤才。司马迁在这封回信中反复申明:像我现在这种情况,还有什么脸、什么资格再“推贤进士”呢!我这样的人在朝堂上说话,不是轻蔑朝廷,羞辱当朝的士人吗?如今的情况,无论我用什么言辞来美化自己、为自己分辩,也是徒劳,没有人会信,不过是自取其辱罢了。

一句“负下未易居,下流多谤议”,让人深切地感知到其处境的艰难。

其次是心里的纠结和自卑。他自陈,从先人开始,家里就是史官。而这个官职的地位,用他的话说,是“被主上玩弄,如乐工、戏子一般被畜养,被世俗所轻蔑的”。

本来已经是这样,再加上自身遭受如此不堪的刑罚,真是低到尘埃里去了。“士可杀不可辱”,这样被人轻视、践踏地活着,远不如一死痛快。然而他思来想去,又不能选这条路。

原因就是他认为自己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自杀时机。他觉得若要保全名节,就应该在受刑之前自我了断;若因为一时迟疑,拖到受刑之后再自杀,那便于事无补了。

再有,他自我评价,当目前为止庸庸碌碌、毫无建树,就这么死了,不但不能触动任何人,反会遭人耻笑。

那么把自己的冤屈表达出来,向世人申辩,又是否可行?

司马迁说,没用。道理很简单:“于俗不信”。既受了刑,便再也没有人相信他是清白的,此时再辩解,徒然自取其辱。

不能以死解脱,又不能将委屈宣泄出来求得他人同情;在朝为官不敢说话,又不能致仕退隐;在乡里抬不起头,连为父母上坟的脸面都没有;出门被人指指点点,在家自己愁肠百结。司马迁描述自己日常的状态就是心里总恍恍惚惚,若有所失,出了门不知道往哪儿去;一想到自己遭受这种耻辱,立刻汗流浃背,把衣服都湿透。这才真叫“求生不得求死不能”!

这种情况下,只有一个理由可以支撑他活下去——未竟的事业。他在两篇文章中历数了自古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各位先贤,称其为“倜傥非常之人”,其中包括周文王、孔子、屈原、左丘明、孙膑、吕不韦、李斯、韩信等。这些人都有过常人不堪忍受的遭遇,却仍做出了非凡的成就,这就是志向和意念的作用。

显然,司马迁将自己也列入其中,他希望能凭借一部旷世之作传名于后世,一雪前耻。这是他创作《史记》的第三个、也是最重要的原因!

细究《报任安书》中这句:“仆诚已著此书,藏之名山,传之其人,通邑大都,则仆偿前辱之责,虽万被戮,岂有悔哉!”会觉得其中有一种报仇的快感。

“偿前辱之责”(“责”同“债”)——这是要清算跟谁之间的债?而司马迁此时已被重新起用,任中书令之职,说明皇上已经原谅他了,为什么他又会想到“万被戮”呢?是谁、是什么会导致他有被杀一万次的危险?

这两个问题指向一个答案——他要报复,报复那个曲解了他的本意而用酷刑令其致残的暴君!虽然这样的做法一旦被发觉,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,但他心意已决——一定要做!而这个报复的手段就是完成《史记》,利用史官的特权让汉武帝在 历史 上留下永远的污点。这,是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这部皇皇巨著的第四个动力。当然这样的文辞必定是隐晦的、不露声色的,但仍有迹可循。比如《史记·汲黯传》里就有“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”这样的语句。这就是在严厉批评汉武帝是个面慈心狠、贪婪纵欲之君。而汉武帝耗尽天下财力,穷兵黩武以满足一己权力欲望;滥杀大臣、残暴专断的恶行,也通过司马迁之笔留在了史书上。

此外,在《封禅书》一篇中,司马迁下笔毫不留情,对当时盛行的封禅求仙的荒唐风气进行了深刻批评,暗中讥刺汉武帝迷信而千方百计祈求不死药的无聊之举。

总之,司马迁口口声声说写《史记》是为了宣扬当朝明君的英明圣德,使其不被埋没;而实际上,《史记》对汉武帝的各种过失毫无隐瞒包庇,整体来看,对其抑多褒少——尽管司马迁作为一名尽责的、有良知的史官,不会杜撰、歪曲事实,但面对这样一个毁了自己一生的“凶手”,他很难在取舍史料、撰写评议时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倾向性。

可以说,司马迁成功了。这部千古奇书使得他的所有目的——传承祖业、尽责守职、洗冤雪耻、名耀后世——全部得以达成。他的人生通过《史记》得以逆转,由一个最卑下、最不堪的身份一跃而为世人仰望,跻身圣贤之列。

如此看来,是苦难和强烈的屈辱感成就了他。而寄托了他全部心血和期望的这部史书,以及其中蕴含的精神,亦遗泽于我们这些后世人。

汉武帝天汉三年(公元前98年),已潜心撰述《史记》七年之久的司马迁因替名将李陵败降匈奴的事辩白,触怒了汉武帝,惨遭宫刑,这是人生的奇耻大辱。从身体上说,“大质已亏缺”,失去了做人的尊严;从心态上说,与宦官为伍,被视为无行之人。因此活下来比死去更要痛苦百倍,在《报任安书》中,司马迁说:“居则忽忽若有所亡,出则不知其所往。每念斯耻,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。”但是,司马迁硬挺着活下来了,他忍辱含垢,发愤著书,耗尽毕生的才华和心血,为自己、为时代、为民族写出了《史记》这部超迈古人,凌驾百世的 历史 巨著。

司马迁忍辱著书的动力来源于哪里呢?这主要取决于他气势恢弘的人生观和悲壮浓烈的生死观。

以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为核心的激进人生观

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曾剖析自己在受宫刑以后所以隐忍苟活的原因:“恨私心有所不尽,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。”这句话直接脱胎于孔子的“君子疾末世而名不称焉”。他又曾用儒家非常激进的 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来鼓励自己的好友挚伯陵勇于事功。好名,尤其好身后之名,追求所谓不朽,是很有价值的。庄子的等死生、齐万物、泯是非,自然是不好名的;佛教讲弃世出家,当然也不好名,但这种消极无为怎么能够作为人类主流思想推动 社会 进步呢?勇于事功的人生追求,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。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引用父亲司马谈的话:“孝始于事亲,中于事君,终于立身。扬名于后世,以显父母,此孝之大者。”这种见解标志着司马迁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形成了以“三立”为核心的人生观,同时又将其升华为发愤著书说。司马迁身上有一种 “天降大任于斯人”的气概,“铁肩担道义,秉笔写春秋”。这种自信,既是司马迁的性格特点,也是他在《史记》中所描写的许多人物的共同特征。

三千年的 历史 长河,其间活跃的人物如鲤鱼跳龙门,什么人才可以有幸跳跃司马迁手中这只如椽大笔的龙门,青史留名呢?司马迁在《太史公自序》中表述他选人入传的标准:“扶义倜傥,不令己失时,立功名于天下,作七十列传。”如,他为商鞅立传的原因是:“鞅去卫适秦,能明其术,强霸孝公,后世尊其法”;在《刺客列传》中,司马迁歌颂刺客:“其事或成或不成,然其立意较然,不欺其志”;在《游侠列传》中歌颂游侠:“其言必信,其行必果,已诺必诚,不爱其躯,赴士之厄困,既已存亡死生矣,而不矜其能,羞伐其德”;在《货殖列传》中,司马迁第一次在正史中为地位低下的商人写传,歌颂了许多大商人为 社会 所作出的杰出贡献。班固在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中批评司马迁:“是非颇谬于圣人,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,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,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”,但我们却恰恰从班固的批评中看出司马迁迥异于常人的选人标准,以及《史记》中这种非同一般的个性色彩。

《史记》中所表现出的那种积极入世、勇于建功立业、豪情万丈的精神是极为可贵的。人类 社会 正是靠这种锐气和力量,才得以不断前进。

困厄逆境并不可惧,忍辱奋发方能成功

人的一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,栽跟头、受挫折在所难免,在山穷水尽的时候,如何激励自己走出困境、柳暗花明呢?司马迁认为,人在困厄面前应该百折不挠,忍辱发奋,凤凰经历涅槃,方可获得新生。司马迁自己是这样做的,受宫刑对司马迁是奇耻大辱,他宁愿九死而不愿一生,但想到自己尚未完成父亲的遗愿, “草创未就,适会此祸,惜其不成,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”,于是他选择了一条更加艰辛的路——忍辱苟活,发奋著书。因为他有一颗没有被阉割,也永远阉割不了的心,身残处秽而灵魂高尚。他以 历史 上的周公、孔子、屈原、左丘明等伟大的人物为榜样,在打击中崛起,在困辱中奋进,“古者富贵而名磨灭,不可胜记,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。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,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;屈原放逐,乃赋《离骚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国语》;孙子膑脚,兵法修列;不韦迁蜀,世传《吕览》;韩非囚秦,《说难》、《孤愤》;《诗》三百篇,大底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郁结,不得通其道,故述往事,思来者”。司马迁并没有说大话,经过十多年的潜心著述,人类 历史 的光辉巨著《史记》终于完成。正因为受宫刑这种奇耻大辱,让司马迁擦亮了眼睛,洞察到封建统治者的残酷,他的思想升华了,境界提高了,表现在《史记》中对人、对事的看法更敏锐、更深刻、更理智了。

司马迁不仅自己在逆境中忍辱发奋,而且在《史记》中,他也表现出对这类人物的特别偏爱,极力褒扬那些不怕困难,百转千回的 历史 人物,如苏秦、越王勾践、范雎、季布。

《苏秦列传》写苏秦穷愁潦倒的时候,“妻不下纫,嫂不为炊,父母不与言”,苏秦用悬梁刺股的毅力发奋苦读,后来身佩六国相印,所有亲人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,苏秦感慨万千:“此一人之身,富贵则亲戚畏惮之,贫贱则轻易之,况众人乎?且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,吾岂能佩六国相印乎?”很多人小富即安,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日子就泯灭了自己的进取之心,而一个有作为的人,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屈辱,都毫不妥协气馁,越是被逼到绝境,越能触底反弹。

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,在中国妇孺皆知,蒲松龄称颂他:“苦心人,天不负,卧薪尝胆,三千越甲可吞吴”;范雎早年曾被魏齐所害,千辛万苦逃到秦国,几经奋斗,做了秦相,逼得魏齐自杀,报了深仇;韩信曾受胯下之辱,项羽的猛将季布曾屈身为奴……他们之所以忍辱含垢,目的就是为了将来有东山再起之时,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远大的人生抱负。

人生路漫漫,人们常说:“三贫三富不到老”,“三十年河东,三十年河西”,应当怎么面对逆境和挫折呢?是一蹶不振还是擦干眼泪奋然前行呢?司马迁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章可循的光辉典范。“不平则鸣”、“穷而后工”,这既是对不幸者的宽慰,也符合“祸兮,福所伏”的辩证法则。司马迁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异常宝贵。

生当做人杰,死亦为鬼雄

孟子曾就生与死的问题谈过自己独到的见解:“生亦我所欲也,义亦我所欲也;二者不可得兼,舍生而取义者也。生亦我所欲,所欲有甚于生者,故不为苟得也;死亦我所恶,所恶有甚于死者,故患有所不辟也。”勇于面对,敢于担当,司马迁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与孟子英雄所见略同。他认为:人在生死关头要慎于抉择,要死得重于泰山,万不可死得轻于鸿毛。司马迁由于惨遭宫刑,为此而痛不欲生,在生与死的十字路口,十分矛盾痛苦,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,他最终选择活下去,因为这里面蕴涵着一个有无意义、有无价值的问题。他说:“人固有一死,或重于泰山,或轻于鸿毛,用之所趋异也。”司马迁只是一个小小的太史令,如果这时候他死了,“与蝼蚁何以异?”最终他也将沦为 历史 长河中的沧海一粟,有谁会记得一个被封建专制统治戕害的小生灵呢?而如果他选择活下来,虽然身心会倍受摧残,但司马迁坚信他的著作会千秋万代地传下去,一切都将大白于天下,千秋功罪留待后人评说。如果这样,即使被戮杀一万次,又有什么可后悔的呢?我们很庆幸司马迁做了这样的选择,不然,于中国的 历史 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学等方方面面都将是一个空前的损失啊!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宣扬了一种壮烈的生死观,生要生得轰轰烈烈,死也要死得感天动地。

项羽兵败垓下时,他自觉“无颜见江东父老”而自刎乌江。李清照颂扬他的诗永远回响在 历史 的天宇:“生当做人杰,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。”项羽虽死,英名永存。

陈胜在生死关头的勇敢抉择让司马迁景仰。“今亡亦死,举大计亦死,等死,死国可乎?” “壮士不死则已,死即举大名耳,王侯将相宁有种乎?”短短几句话,句句涉及生死的大问题。陈胜认为要死就要为国家大事而死,这样的死顶天立地。

蔺相如先是为了和氏璧,后又为了赵国的尊严,两次在强秦面前奋不顾身,司马迁对此无限敬佩。他说:“知死必勇,非死者难也,处死者难。方蔺相如引璧睨柱,及叱秦王左右,势不过诛。然士或怯懦而不敢发。相如一奋其气,威信敌国;退而让颇,名重泰山,其处智勇,可谓兼之矣。”这里整个谈的都是生死观的问题,蔺相如的“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”的话铮铮作响,坦荡无私。

《史记》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三千年 历史 大舞台上一个个鲜活的人和事,更是我们做人的典范。司马迁借 历史 这个大舞台,弹奏出了贯穿于《史记》的昂扬向上、永不言败、惊天动地、激烈悲壮的时代主旋律。《史记》极富阳刚之美,是一部男子汉的书,《史记》中的英雄人物群像身上体现出的是悲壮而不是悲哀,它永远不会让人颓废消沉,而是激发人热血沸腾,急进拼搏。我们现在经常在谈论对人的“三观”教育,司马迁的人生观、生死观、世界观就是绝好的教材,它可以使我们认识到如何体现生命最大的价值,使人生绽放出最灿烂的火花。司马迁的成就无疑是巨大的,然而他的精神尤其伟大,这种精神将会经天贯日,与日月同辉。

因为以前没人写过。!!!!!

《史记》是谁写的?

《史记》是司马迁写的。

《史记》,二十四史之一,最初称为《太史公书》或《太史公记》、《太史记》,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,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,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,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。

太初元年(前104年),司马迁开始了《太史公书》即后来被称为《史记》的史书创作。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,才得以完成。

作者简介:

司马迁(前145年或前135年~不可考),字子长,生于龙门(西汉夏阳、即今陕西省韩城市,另说今山西省河津市),西汉史学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。司马谈之子,任太史令,被后世尊称为史迁、太史公、历史之父。

司马迁早年受学于孔安国、董仲舒,漫游各地,了解风俗,采集传闻。初任郎中,奉使西南。二十八岁任太史令,继承父业,著述历史。后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,调任中书令,发奋继续完成所著史籍。

司马迁写史记的故事

汉代史官司马迁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喜爱历史,由于得罪汉武帝遭受了残酷的刑罚,但他没有忘记父亲的临终嘱托,忍辱负重,耗尽毕生心血,历时13年,完成辉煌巨作《史记》的故事。

司马迁的父亲是朝廷的史官,记载史事,编写史书,司马迁从小就深受其影响。文章开头就描述道:“司马迁出生在黄河岸边的龙门,从小看着波涛滚滚的黄河从龙门下呼啸而去,听着父老乡亲们讲述古代英雄的故事,心里十分激动。”由此可见,司马迁从小就生活在黄河岸边,他喝着黄河的水,听着一位位英雄人物荡气回肠的故事,感受着黄河的奔腾不息,心目中自然就有了英雄与伟人的神韵。同时,再加上父亲的影响,使得司马迁从小就与《史记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司马迁父亲临终之时的嘱托场面写得很活:“司马谈临终之时,泪流满面地拉着儿子的手说:‘我死之后,朝廷会让你继任我的官职的,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生平想要完成的史书哇!相信学生在读完之后一定会记忆深刻,这也应该是司马迁深深铭记在心的。“泪流满面”是父亲穷尽一生之力未能完成史书的遗憾和不甘,“千万不要忘记”是父亲临终心愿未偿之时的嘱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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